谁先掌握电子数据谁就更有发言权

时间:2022-09-07 15:50:33 作者:火狐官方入口 来源:火狐平台首页登录

  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网络检察专业化办案团队在办好案子的同时,积极参与网络空间综合治理

  讯问室内,坐在提讯椅上的20多岁男子态度良好地接过民警拿过来的手机,民警想让他将手机解锁,没想到男子拿到手机就突然变了脸,他把手机往提讯椅上猛地一砸,引燃了手机电池。尽管民警迅速抢过手机灭火,双手还被烧伤,手机依旧变成黑炭一般。

  男子有些得意,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本案的承办检察官刘迎迎却不会就此放他一马,她告诉《方圆》记者,处理类似的“糊手机”问题,她的团队拥有极为丰富的经验。

  刘迎迎所在的团队是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网络犯罪检察部门(以下简称网检部)。2012年3月,东城区检察院成立全市第一家专业化检察办案机构——网络犯罪检察部门,专门负责办理网络电信刑事案件,刘迎迎就是该团队的一员。

  东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星见证了网检部从无到有的这十年:“建立网检部的初衷是意识到了互联网肯定要而且正在融入我们的生活,而与之相关的犯罪手段专业化程度高,更新迭代快,检察机关要适应这种未来趋势就得有专门的力量去了解和研究办理,实现专业案件由专业人员办理。”

  十年过去了,电子数据审查和补充侦查的能力成为东城区检察院的“拳头品牌”。

  2017年,网络上出现了一条倒卖伪造的北京地铁公交员工卡链条,一张卡片在网上售卖的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员工卡每月可以免费乘坐地铁200次,公交不限次数,卡片有效期为6年。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经过侦查,先后抓获58人,向东城区检察院移送起诉38件案41人。

  侦查结果显示,2017年8月至2018年3月,19张涉案员工卡被复制伪造万余张,产生使用记录400余万笔,造成北京公交地铁运营单位票价损失逾2000万元。本案形成以范杰为首、伞状辐射的倒卖网络,砸掉手机的吕强就是范杰的“下家”。

  “我卖了5万多元的北京地铁公交员工卡,我认罪,也愿意退赔……”吕强在刘迎迎第一次提审时态度特别好,但刘迎迎内心却打了个问号,多年办案的经验让她不会轻信如此“爽快”的认罪,以客观证据为中心的理念早已渗透在每个案件办理的进程中。

  她先翻了吕强上家和下家的案卷材料,发现吕强的认罪供述与其他在案证据存在多处矛盾,而且其他人的材料都有手机鉴定,为何独独吕强没有?原来在案件侦查阶段,公安机关扣押了吕强作案的手机,但因吕强拒不提供开机密码,未能提取数据。刘迎迎决定对吕强案退回补充侦查,要求公安机关对涉案手机进行鉴定,这才有了开头手机烧毁的一幕。北京一司法鉴定所给出鉴定,涉案手机主板已烧毁,无法修复,无法获取数据。

  写着“无法修复”的鉴定报告只有薄薄两页纸,对于这个结果,刘迎迎并不甘心,她第一时间让公安机关把涉案手机转交给一位与她并肩作战多年的同事——东城区检察院检察技术专家刘伯辰。

  早在2014年,东城区检察院便将具有电子数据鉴定专业资格的检察技术人员编入网络电信案件检察官办案组,同步辅助审查工作,刘伯辰自那时起便常与刘迎迎合作。2017年,东城区检察院还率先实现在北京市基层检察院设立网络电信犯罪电子数据审查室。

  刘伯辰拿到手机时,手机连同散落的配件被装在一个密封塑料袋里,已经看不太出来是个手机了。他比对手机芯片的摆放位置和主板的样子先确定了手机型号,且确认手机数据储存在内存芯片之中,但该芯片为加密芯片,需使用原机的主板才能解密。由于手机已经烧毁无法开机,刘伯辰想先对受损手机主板进行修复,再将其安装到能正常使用的同型号手机上,反复测试后,手机顺利开机。刘伯辰还破解了手机密码,恢复和提取了芯片内存储的电子数据,形成了检验报告。

  手机中提取出吕强大量的聊天记录,刘迎迎需要确定聊天中出现的各个昵称都对应谁,以及他们的分工和参与程度。通过梳理账号信息和聊天记录,刘迎迎确定吕强之前存在虚假供述。

  刘迎迎将交易记录与聊天记录逐一比对、核实,列了一个几十页的表格,查明吕强2017年8月至2018年3月,以400到1000元不等的价格收购并加价倒卖伪造的员工卡,累计售出1400余张,非法获利80余万元,远高于吕强自认的5万余元。

  2018年12月,东城区检察院以吕强涉嫌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向东城区法院提起公诉。2019年6月,东城区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吕强犯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宣判后,吕强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同年8月,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其实,吕强手机数据恢复后,刘迎迎注意到了一句很扎眼的话,他的微信个性签名里写道:“你只能消灭我,不能打败我。”

  刘迎迎说:“犯罪,我们可能消灭不了,但是这一次,我们打败了他。”她觉得网络犯罪案件有时就是种较量,是黑白之间的较量,“我通过数据去探寻真相,谁先掌握这些电子证据,谁对它就更有发言权。我占得先机后,可以用它和其他的证据相印证,对证据的掌握程度彰显的是办案的专业程度,这就是我跟犯罪嫌疑人、辩护人‘谈判’的筹码”。

  刘迎迎告诉《方圆》记者:“我们常常讲‘宽严相济’,但吕强虚假认罪还试图毁灭罪证,极其恶劣。如果检察机关的‘严’做得不到位,那也谈不上‘宽’。检察机关不能让犯罪嫌疑人因为犯罪获利,多一分钱也不冤枉他,少一分钱我们也不会放过!”

  2020年8月,东城区一名男子在一款社交App里结识一女子,添加对方为微信好友。一周后,男子通过微信与女子视频。女子称自己是一名舞蹈老师,让男子下载一款与舞蹈相关的App,这样男子可以从App上看她跳舞的直播,捧捧场。男子没有怀疑便下载安装。很快,女子发来一个截图,截图内容是男子的手机通讯录,并以向其通讯录好友发送截图为威胁,实施敲诈勒索,甚至已经向男子的一个亲戚发送了截图。男子向警方报案后,公安机关通过技术侦查,找到了这款窃取通讯录信息软件的应用开发者。

  2020年10月,公安机关向东城区检察院移送此案,办案检察官陈文滔在审查完全部案卷后认为,现有证据还无法认定嫌疑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但她想到,犯罪嫌疑人拿到如此多的通讯录信息,是不是会找一个地方储存?于是她启动了专业同步辅助审查,请了另一位电子数据鉴定专家刘政来帮忙。

  刘政也参与了随后的提讯,讯问了犯罪嫌疑人制作、封装、出售、维护软件的详细过程。犯罪嫌疑人向陈文滔供认其将非法获取的通讯录数据存储在租用的服务器上,陈文滔立马意识到服务器可能存在租期过期的问题,随即联系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成功登录进服务器后,惊喜地发现,犯罪嫌疑人按月交的服务器租金,而那一天正好是租期的最后一天。陈文滔也松了一口气,还好赶上了!

  刘政从服务器上拿到的是数据库备份的脚本文件,并不具备可读性,于是他根据脚本里描述的数据库类型,在本地搭建了同样的数据库系统,把备份的脚本文件导入后再导出成Excel,将文件变为可读可看可分析的数据。经对服务器进行远程勘验发现,该服务器共存储他人移动电线余条。根据这一证据,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东城区检察院依法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

  2021年,检察机关以被告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被告人认罪认罚,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

  此案中,其实侦查机关在抓获犯罪嫌疑人时,已第一时间登录其租用的服务器并进行了录屏,但该证据仅作为日常办案日志留存,并未随案移送检察机关。为避免再次出现此类问题,陈文滔、刘政与刑侦部门、网安部门就后续侦查方向召开联席会,建立类案办理工作机制,明确类案的侦查要点、取证方向。

  “在服务器租期问题上,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电信网络案件中的电子数据呈现快速流转、覆盖的特点,这也提醒我们要有及时固定电子证据的意识。”陈文滔说,“本案是东城区检察院办理的第一起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技术支持的犯罪,案件的成功办理,得益于检察技术人员全流程参与办案,协助提讯、参与探讨、引导侦查,专业同步辅助审查已经成为提高专业化办案质效不可或缺的检察利器。”

  而刘政认为,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学习永远都不能放松,“办案子经常遇到新问题,不懂我就得学,办的案子多了就知道各类型案件取证、审查的重点在哪里,某类案的嫌疑人可能会在哪些环节留下电子数据的痕迹,这些都能很好地辅助检察官办案”。

  当诈骗集团越来越专业、反侦查手段越来越严密时,东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刘洋愈加感受到电子数据的重要性。她曾办过一起约等于“零口供”的跨国网络电信诈骗案,办案的突破口都在海量的电子数据里。

  2017年8月,一位家住东城区的老人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称自己是某专案组检察官,说老人家的女儿涉案且有非法收入,还把电话转接给了自己的领导,让领导和她说明情况。老人对“公检法”有着十足的信任,便向对方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120万元。转账后,这个“检察官”便再无踪影,不过他和他的“领导们”已经被公安机关盯住了。

  2017年11月,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陆续将多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诈骗罪移送东城区检察院审查逮捕,但由于此案是北京市首例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回流人员案件,侦查机关未能起获诈骗窝点证据,全案物证严重缺失,客观证据少,而且被告人都说是出境“考察”“旅游”,相互之间没有指认,甚至有对亲兄妹同期出境但都说在境外没联系过对方。

  对此,检察机关将突破重点落在唯一一个曾供述在境外“学习”过的被告人。此人说话带有方言口音,提取的微信聊天记录里又几乎都是语音,这给刘洋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她还是听完了每一句语音。

  按往常的办案经验,刘洋会顺着“钱”走,但这次,她发现这个人没有多少转账记录,案件推进一时陷入僵局。在海量的聊天记录中,刘洋翻到了一张模糊的银行卡图片,卡号无法识别,于是她请来院里能听懂此人方言的同事着重听了图片出现前后的聊天语音,终于捕捉到极其关键的一句话,“二爷,最近几天给你转26万,你查收一下”。公安机关迅速查了此人名下所有银行账号,果然查到了这笔26万元的转账记录,由此,刘洋找到了突破口。

  刘洋问这个人:“你去国外做什么?”对方说,做厨子。刘洋又问:“你一共出境两个月,干活一个月,就给了你26万,你到底在里面干什么?团伙干什么的能给你这么多?”这个人答不上来,最终如实供述这笔转账是此案的主犯洗钱用的,并指认了团伙里各人分工。

  此案中,还有犯罪嫌疑人称自己并不认识其他人,但刘洋却在另一个犯罪嫌疑人的手机相册里翻到她的身份证照片,刘洋便质问她:“你说这个人你不认识,你身份证照片怎么跑人家手机里去了?”对方答不上来。而声称没联系过的亲兄妹,刘洋也找到证据证明二人在同一天使用同一个IP地址登录了支付宝,两人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在逐一突破下,侦查阶段均不认罪的六名被告人,四人当庭认罪,二人在二审审理过程中认罪,三人退赔部分损失,法院对他们作出有罪判决。

  在打击犯罪链条上,刘政曾经因为提供一条线索让一个案子牵出多个案子。北京市公安局部署过打击整治“三甲医院”号贩子专项工作,查明2018年至2019年1月,有三个“号贩子”使用针对北京“京医通”挂号系统的抢号软件,抢占号源对外出售牟利。刘政在分析此款外挂软件时提出,这几个犯罪嫌疑人学历不高,对计算机知识了解很少,软件开发者可能另有其人。他将线索传递至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迅速查获了为这几个“号贩子”制作软件的一家广东公司,又发现同款软件还卖给了另一个“号贩子”,这个“号贩子”还从一家浙江公司购买了类似的抢号软件,甚至加价将软件出售给自己的一个“同行”。上述行为,均应受到刑法的严惩。

  网检部主任毛首佳告诉《方圆》记者:“在网络电信犯罪这方面,司法机关尽了最大的努力,从源头上治理,进行全链条打击,但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提高办案能力和水平,也需要借助更多技术专家,联合多领域多部门一起打击网络电信犯罪。”

  东城区检察院网络检察专业化办案团队在办好案子的同时,积极参与网络空间综合治理,依托案件积极开展检企联络,与腾讯、京东、奇安信、滴滴、中国联通、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等专业经营单位、行业协会进行密切交流与联系。为了增强社会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团队还积极开展网络宣传工作,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两微一端”的新媒体宣传和进社区发传单的传统宣传两种方式,面对大学生、老年人、医生、环卫工人等不同群体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普法宣传。

  刘星总结这10年来东城区检察院网检部的发展时说:“网络电信刑事案件具有常见常新的特点,我们也想借10周年契机,梳理总结过往的成果与经验教训,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培养出一批高层次专业化的人才,让东城区检察院网络电信案件的办理融入国家网络治理体系。”

  东城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贺卫告诉《方圆》记者:“惩治网络犯罪、推进网络空间治理任重而道远,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在东城区委、北京市检察院领导下,继续探索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四大检察’集中统一能动履职,为首都功能核心区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群众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提供司法保障。”(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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